“三四年前的行业峰会上，还总有人拉着我讨论‘ESG的本质’‘为何要做ESG’。如今，话题已截然不同，大家讨论的是‘碳盘查用哪种方法更准’‘如何更有效地调动各部门协同推进’。”
从困惑于概念，到钻研于实操，从事ESG投资工作6年的何琳（化名）寥寥数语，勾勒出企业对可持续发展认知的变迁。
ESG，是环境（Environment）、社会（Social）和公司治理（Governance）的缩写，这套衡量可持续发展评估体系，正迅速从舶来的概念热词，落地为中国企业战略与运营中不可或缺的行动指针。
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。2025年，共有2481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2024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，披露率达到46.09%，较2020年提升超过17个百分点。其中，山东上市公司披露率从2020年的26%稳步攀升至如今的46.6%，其中53家省属控股上市公司已实现ESG报告发布全覆盖。
当讨论的焦点从“是什么”转向“怎么做”，其背后是何种力量在驱动？企业如何在看似投入的ESG实践中，发现真正的商业价值？而在高歌猛进的普及路上，我们又必须直面哪些深层的挑战与阵痛？
从“可选项”到“必答题”
ESG缘何成企业新标配？
“我算是亲眼见证ESG从小众变热门。这不是突然‘觉醒’，而是政策要求和市场的选择。”何琳道出了ESG日益受到企业重视的两大外部因素。
其中，持续完善且不断强化的政策体系，正系统性地构建起企业践行ESG的规范基础与制度环境。
中国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，特别是“双碳”目标的明确，为ESG领域的制度建设按下了“加速键”。“早期阶段，企业和市场主要在缺乏统一标准下各自探索；随后进入参照与接轨期，开始系统借鉴国际成熟准则；而当前，我们正处在构建中国特色体系的阶段。一个‘自上而下’推动的政策环境与规范体系逐渐清晰。”何琳回顾道。
这一进程在近两年明显加速。继2024年新“国九条”提出健全可持续信息披露制度后，证监会已指导上海、深圳、北京证券交易所制定了国内首个系统性的《上市公司可持续发展报告披露指引》，作为强制性规则和底线要求。此外，2025年修订的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已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报告纳入上市公司法定披露范畴，标志着以“交易所指引+编制指南”为支柱的可持续披露制度体系基本形成。
近日，财政部会同生态环境部、外交部等9部门发布《企业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——气候（试行）》，这是国家统一的可持续披露准则体系中的第一个具体准则，自2025年4月底公开征求意见至今，终于“靴子落地”。
随着这些政策生效，一场覆盖核心指数样本公司与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的ESG强制披露变革，将进入实施阶段。根据要求，上证180、科创50等指数样本公司及境内外同时上市公司，需在2026年首次披露2025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。随着2026年4月30日首批强制披露截止日的临近，A股ESG“强信披元年”的大幕正徐徐拉开。
聚焦山东。山东省国资委研究制定了《省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（ESG）管理手册》《省属控股上市公司ESG指标体系工作指引》，切实将社会责任理念融入企业战略、企业管理。加强社会责任理念传播，连续6年发布省属国资国企社会责任报告，推动省属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发布实现全覆盖。
政策构筑了基础框架，而市场的选择则提供了另一股强大而现实的推力。
如今，国际品牌及国内龙头企业日益将ESG表现纳入供应商筛选体系。苹果公司根据相关国际惯例和道德标准，制定了《供应商行为准则》，将环保与社会责任要求贯穿始终。
与此同时，中国本土的“链主”企业也在积极构建可持续供应链生态。华润电力率先在2025年启动了依托第三方平台对供应商进行ESG管理的试点项目。该项目依据《供应商ESG评价指南》团体标准，对其42家核心供应商进行了系统评估，并将结果用于引导供应链的均衡发展与风险管理。
对越来越多的企业而言，ESG不再是“可选项”，而是一道必须答好的“必答题”。
从“成本项”到“资本项”
如何算清这本“经济账”？
当ESG成为企业必答题，一个更关键的追问是：ESG究竟能带来哪些看得见、摸得着的商业价值？
答案正在实践中浮现。如今，ESG正在摆脱“花钱赚吆喝”的刻板印象。驱动领先企业从“要我做”转向“我要做”的，是一本越算越明白的“经济账”。
“2025年12月初，我们卖出碳配额97万吨，赚了5820万元。”在聊城信发集团厂区，副总经理张怀涛难掩自豪，“我们通过出售‘碳配额’，已拿到12.9亿元‘碳红包’。”
曾因环保问题被挂牌督办的信发集团，在“不转型就出局”的压力下，投入超过300亿元，通过4次集中爆破淘汰落后产能，上马高效超超临界机组。这场自我革新，将每度电的煤耗降至248克，企业从污染大户变成全国碳市场上的头部卖家，也让环保从“烧钱项”变成了“利润源”。
超越直接的环保收益，将ESG理念深度融入企业战略与品牌，更能激活持久的增长动能。以海信家电为例，其在发布《2024碳中和白皮书》、打造“商业善”“智能善”“人本善”的ESG体系的同时，实现了营收与利润的双增长。海信家电发布的2024年年报显示，实现营业收入927.46亿元，同比增长8.35%；归母净利润33.48亿元，同比增长17.99%。
“良好的ESG表现有助于建立良好的产品或服务口碑，提升消费者信任和满意度。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市场营销学教授王雅瑾在此前接受采访时表示。无论是支持乡村振兴、关爱员工发展，还是投身社区建设，这些投入或许不直接体现在季度利润表上，却极大地夯实了企业发展的社会根基。与此同时，ESG也成为企业吸引和留住核心人才的关键筹码。“有研究表明，76%的千禧一代求职者会将企业ESG表现纳入择业考量。”王雅瑾补充道。
这种“信任资本”，正日益被金融机构所识别、量化，并转化为更低的融资成本与更强的资本青睐。
“我们关注到，那些在环境、社会责任方面有长期投入，公司治理也透明的企业，不仅合作起来更顺畅，长远看经营风险也更低。”恒丰银行风险管理部门有关负责人表示。
作为国内较早将ESG风险管理体系深度融入信贷全流程的金融机构，恒丰银行的风险评估逻辑，从单一的财务分析，转向融合环境、社会与治理因素的综合框架。该行通过自主研发的ESG风险管理系统，对银行所有客户的ESG表现进行评级，实现对企业ESG风险的动态监测与智能预警。对于ESG表现不佳的“中高风险”客户，银行会启动更严格的审批程序，如提升审批权限层级等，从而引导资金流向更可持续的经营主体。
更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创新不断涌现。与减排目标挂钩的可持续发展挂钩贷款，其利率随企业达成环保KPI（关键绩效指标）而浮动；专项用于清洁能源项目的绿色债券，享有更低的发行成本与投资者溢价。这些创新使得企业的环保投入，能转化为更优惠的融资条件，从而获得实实在在的绿色回报。
从“报告厚度”到“业务深度”
如何穿越“成长阵痛”？
“有时候会感觉，ESG成了一些人的生意，而不是我们的价值。”某二线城市一家能源企业的ESG战略主管苗奇（化名），用一句直白的感慨，揭开了当前ESG实践光环下存在的问题。
“公司每年花大价钱找咨询公司出报告，厚厚一本，但真正去细看、去用它管理业务的人可能不多。而且不同评级机构的标准时常变动，我们不得不消耗大量人力，同时应付好几套评价体系。”苗奇告诉记者。
这份烦恼，并非个例。表面上看，是标准乱、报告厚、投入大；往深里看，是ESG的顶层设计、数据治理能力、跨部门协同机制等存在不足。
那么，我们应如何穿越这些“成长阵痛”？
清晰的监管框架是发展基石。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非常驻资深研究员、香港大学中国商业学院ESG中心创始主任施涵表示，应持续完善ESG评级和披露标准，推动建立统一的ESG评级和报告标准，提高评价的客观性和有效性；同时，加强监管和惩罚机制，明确对“漂绿”行为的法律责任，加大违规成本，以此抑制不实披露行为。
随着可持续信息披露成为大势所趋，市场对ESG数据的准确性、一致性要求不断提高。但当前企业披露的ESG信息普遍存在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，难以满足投资者等利益相关方的决策需求。对于企业，特别是资源有限的中小企业，真正关键的数据，比如供应链上的环境影响数据，往往难以准确获取或验证成本很高，进而导致ESG披露质量参差不齐。
前沿技术的应用或将成为改善这一状况的重要助力。“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，是企业赢得市场信任的重要‘加分项’。AI能够在数据处理、政策解析和行业标准对齐等方面显著提升企业披露效率，实现从‘合规性披露’向‘价值性沟通’的转变，从而更有效地传递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竞争力。”安永大中华区业务主管合伙人毕舜杰表示。
一个良性的生态，需要多方共同维护。“第三方机构与媒体需加强传播与影响力，以培育更健全的市场生态。”如商道融绿首席执行官张睿所言，服务机构、媒体等应更多地扮演倡导者和共建者的角色，传播理念、树立标杆。
这样的实践已在山东展开。近日，“2025山东企业（企业家）社会责任”展示活动名单揭晓，此活动通过展示企业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、乡村振兴、新质生产力、绿色发展等维度的实践与贡献，激励更多企业将社会责任深度融入发展基因，从而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步履更稳、前行更远。
解决问题的答案，不在于抛弃ESG理念，而在于回归其价值本源。ESG绝不只是一份精心修饰的“报告”，而是企业重新审视其与环境、社会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关系，并借此构建长期韧性和竞争优势的一场深刻管理变革。
这场变革要求企业超越对短期评分的纠结，真正将ESG融入核心发展战略；要求市场服务机构恪守公允，成为价值发现的“助推器”而非“生意人”；更要求包括媒体在内的所有参与者，共同营造一个鼓励真实、促进协同、奖赏长期主义的健康生态。唯有如此，ESG才能穿越阵痛，真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，一份厚重而坚实的价值底色。
（大众新闻记者 胡羽 王新蕾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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